好的，我帮你改写这篇文章，尽量保持原文意思和字数，增加一些细节描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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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，在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烟台，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抗战文物展览。
然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正是这场展览让一件尘封多年的珍贵“宝贝”重现世人眼前，同时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、扑朔迷离的抗战历史。
今天，就由衔笔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故事。
展开剩余88%抗战时期，烟台不仅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坚力量，也是抗战胜利后沿海最早解放的城市之一。这里保存着丰富的抗战文物资源，且熟悉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数量颇多。
因此，为了保证这次展览的顺利举办，烟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全员出动，开启了多年封存的库房，准备将那些压箱底的珍贵文物逐一展出。
这里所说的“宝贝”，指的是1964年由烟台军分区移交给博物馆的一批缴获自日军的武器。
由于这批文物极具特殊性，平日很少展出，绝大多数时间沉睡在阴凉的仓库深处。因此，负责登记和展示的工作人员格外小心，唯恐一不留神便损坏了这些饱经战火洗礼的珍品。
正当众人忙着清点时，一位工作人员忽然停下手中的活儿，捧着一支造型奇异的枪械疑惑地问道：“这……这到底是什么枪？”
声音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，大家纷纷围拢过来。一名工作人员指着原本挂着的标签说：“上面不写着吗？‘缴获日军武器’！”
话音刚落，却有人反驳道：“我怎么看都不像啊，日军的标准武器也就那几种，谁见过这种奇形怪状的枪？”
这位工作人员说道：“这枪管短而粗，口径竟然达到35毫米，枪管下方还有两根可折叠的支脚，既不像传统步枪，也不像炮，简直是个‘小怪物’。”
大家围着它看了半天，一位眼尖的同事发现枪身刻有“昆嵛厂制”几个字，顿时引发热烈讨论：
“这几个字，应该是八路军自己制造的吧？”
“未必，抗战时期昆嵛山一带还有国民党保安团郑维屏、王豫民等人领导的武器修理所，也有可能是他们做的。”
“还有伪军呢，单凭几个汉字，很难断定是八路军造的。”
众说纷纭，争执不下。只好先按“缴获日军武器”入库，准备展出，同时联系北京的武器专家，寻求权威解答。
消息传到专家耳中，不久便赶到烟台。见到这支怪枪，见多识广的专家也不禁哑口无言——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都没有收藏类似武器！
专家排除了其他可能性：抗战期间，无论是日军、伪军还是国军，武器制式都很统一，且装备数量庞大，基本不会出现这类奇怪兵器。
相比之下，八路军兵工厂因物资匮乏，常常因地制宜，设计制造多种样式各异的武器。
综合判断，这支怪枪最有可能出自八路军某兵工厂。
听完专家分析，博物馆工作人员忧心忡忡：当时八路军生存环境极端恶劣，兵工厂多次迁移，文献资料所剩无几，且老一辈亲历者大多已逝，追溯这支枪的真实来历无疑是个艰巨任务。
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，他们经过广泛走访，终于联系上一位年过八旬的周培德老人，她的父亲正是胶东抗日根据地兵工厂的创始人周吉隆。
周培德手中还珍藏着父亲的亲笔回忆录，从中揭开了这支怪枪的身世以及背后的感人故事。
周吉隆，1914年生于烟台黄县大田周村（今龙口市）。家境殷实，家风开明，他的童年时光安宁祥和，学业优异，未满二十岁便在青岛农林事务所任职，前途无量。
然而，这位外表温文尔雅的青年内心却燃烧着炽热的革命之火。
初到青岛不久，周吉隆结识了黄县的第一位共产党员陈文其，在他的影响下逐渐觉醒，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青年。
如果历史不遭波折，周吉隆或许会像陈文其一样，在隐蔽战线上默默奉献。
但“时势造英雄”，卢沟桥的枪声撼动了整个中国，也改变了周吉隆的命运轨迹。
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陈文其找到周吉隆说：“全面抗战即将开始，我要回家乡开展工作，你愿意同行吗？”
周吉隆二话不说，爽快答应：“算我一个！”
回乡后，周吉隆在陈文其领导下投身革命。然而，随着日军在华北连连推进，周吉隆渴望前线厮杀，与敌人血战到底。
1938年春节，他在妹妹家拜年时偶遇黄县抗日游击队军政委员会主席仲曦东，怀着激动心情，他正式申请加入抗日队伍。
经过核实，仲曦东当天同意，将他编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，由于他有文化，暂时安排在大队总部工作。
周吉隆本以为入队后便可直赴战场，殊不知现实异常严峻：当时装备极度匮乏，许多战士仅持大刀梭镖，打游击甚至击败土匪都困难重重。
面对如此困境，周吉隆倍感焦虑。幸运的是，命运又一次向他伸出援手。
入队不久，周吉隆被同村铁匠周抡奎拦下，请求帮忙说情。周抡奎之前被国军强征入伍，在修械所工作，后被游击队俘虏，工具被没收，生计艰难。
他苦苦哀求：“吉隆兄弟，帮帮忙把工具还给我吧，这可是全家的饭碗。”
这一请求启发了周吉隆，他意识到附近村落中有许多类似的铁匠，如果能将他们联合起来，不就能自己制造武器了吗？
他试探性地问：“工具还给你，你愿意参加游击队，一起打鬼子吗？”
周抡奎答：“打鬼子没问题，但我只会打铁，怕是误事。”
周吉隆笑着拍肩：“正是需要你会打铁！”
当日的干部扩大会议上，周吉隆提出成立兵工厂的设想，详细阐述了黄县工业基础雄厚，工匠众多，地理位置优越，方便隐蔽和运输，有能力支援前线抗战。
全体与会人员一致支持，任命他为兵工厂厂长，负责筹建工作。
面对这一重任，周吉隆既兴奋又忐忑——毕竟他对枪械一知半解，更难的是资金紧缺。
经过大队长范心然的人脉调度，终于凑到500大洋作为启动资金。
500大洋虽不多，却给了周吉隆希望。家人也鼎力支持，老父亲和妻子拿出积蓄1000多大洋，乡亲们纷纷借出设备，甚至工厂主带人带机直接加盟。
铁匠周抡奎也积极投入，带动数十名同行参与兵工厂建设。
兵工厂在黄县圈杨家村迅速建立，规模不小：拥有机械设备50余台，工人三百余名，下设八个工种部门，每月生产步枪80支、子弹5000发、手榴弹5000枚、迫击炮弹500发。
这个兵工厂在八路军兵工系统中实力名列前茅，成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骄傲。
然而，日军增兵严密扫荡，工厂损失惨重。1939年3月，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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